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把油条一根根往滚油里下。油锅“滋啦”一声腾起白烟，她手腕一抖，刚炸好的油条就被甩到铁架上沥油，金黄酥脆的表皮还挂着几滴油星。旁边穿校服的小男孩举着豆浆杯，吸管戳进去时“噗”的一声，溅了半张脸，他妈妈边掏纸巾边笑：“说了让你慢点喝。” 我点了碗豆腐脑，老板娘掀开木桶盖，白嫩的豆腐脑颤巍巍地盛在粗瓷碗里，浇上两勺红亮的辣椒油，撒点葱花和榨菜末，热气混着豆香直往鼻子里钻。邻桌的老大爷正就着油条喝稀饭，碗沿磕着勺子的声音清脆响亮，他突然抬头冲我搭话：“姑娘，这家的豆腐脑比南门那家咸，你吃得惯不？”我笑着点头，他便满意地低头继续喝，稀饭顺着嘴角沾了片葱花。 摊位后头的梧桐树上，麻雀叽叽喳喳跳来跳去，有片叶子打着旋儿落在油条筐边，被老板娘用筷子夹起来扔了。穿红马甲的环卫工骑着三轮车过来，车斗里堆着扫帚和簸箕，她停在摊位旁喊：“王姐，给我留俩茶叶蛋！”老板娘应着，从保温桶里捞出两个，用报纸包了递过去：“刚煮的，还烫手呢。” 我咬了口油条，外皮酥得掉渣，里头软乎乎的带着面香。斜对面幼儿园的铁门开了，几个小不点排着队往里走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突然转身跑回来，抱住妈妈的腿哭：“我不要上学！”妈妈蹲下来给她擦眼泪，从包里掏出块小饼干：“乖，放学带你去买贴纸。”小女孩抽抽搭搭地接过饼干，被老师牵着手进去了，哭声渐渐变成哼唧，最后消失在门里。 太阳慢慢升起来，照得早餐摊的塑料凳发亮。老板娘擦着桌子，把空碗摞成一堆，铁桶里的豆浆还剩小半桶，她冲远处喊：“老张头，你的豆浆还要不要？不要我收摊了！”话音刚落，穿蓝布衫的老头小跑着过来，手里攥着五毛钱：“要要要，刚才遛弯去了。”老板娘接过钱，把最后一碗豆浆递给他，转身开始收拾案板上的面粉和油纸。 我喝完最后一口豆腐脑，起身时发现鞋带开了，蹲下去系的时候，听见老板娘跟环卫工聊天：“我闺女昨天打电话，说在广州找到工作了，一个月八千呢。”环卫工“哟”了一声：“那可真好，你以后能享福了。”老板娘笑着摇头：“享啥福，她不跟我要钱就不错了。”可她眼角的皱纹里，分明藏着藏不住的笑意。